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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军事预警与军报快递
发表时间:2021-10-13

古代的军事预警与军报快递

 【摘要】军事情报传递的及时准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胜负。冷兵器时代军事情报传递,可分为军事预警信号传递和军事情报传递两个部分。烽火预警系统,是传递速度最快的系统,主要用于边塞战事,即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而军事情报传递则存在于各类战争中,并随国土面积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专业高效的传递制度。其最快传递速度也从日行四五百里,提高到日行六百里甚至八百里,满足了不同时代的战争需求。
 
  【关键词】烽火  驿传  军事情报  羽檄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五原烽火急:古代军事预警系统
 
  交通和通信系统,不仅是平衡国土资源空间分布不均的主要手段,也是维持国家大一统的基础设施,及时准确的军事情报预警和传递尤其如此。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自己被犬戎所杀的故事,家喻户晓。
 
  烽火是中国历史上传递速度最快的军事预警信号系统。汉代烽火传递的速度是每汉时不得低于一百汉里,即每小时不能低于三十公里,实际传递速度,远高于最低速度。烽火报警的信号是以不同数量的火光、烟、标志物等的组合来实现的。“其烟看放时,若无事,尽一时;有事,尽一日。若昼放烟,至夜即放火,无事尽一夜。若夜放火,至天晓还续放烟。从烽放讫,前烽不应,烟尽一时,火尽一炬,即差脚力人走问探知。失堠或被贼掩捉,其脚力人问者即亦须防虑,且至烽侧遥听,如无消息,唤烽师姓名,若无人应接,先径过向前烽,依式放火。仍录被捉失堠之状,告所在州县勘当。”不仅失堠或被贼掩捉时需要邻近烽师勘察情况并衔接,遇到恶劣天气也是。据《居延新简》载,汉代“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亟传檄告,人走马驰,以急疾为[故]。”唐代也有类似的方法,“若昼日阴晦雾起,望烟不见,原放之所即差脚力人速告前锋;雾开之处,依式放烟。”唐代时,烽火预警信号已大体能传递入侵者的规模信息。
 
  尽管如此,烽火也只能是军中之耳目,豫备之道,且易受敌人干扰,如匈奴人经过多年的观察,掌握了汉代边塞烽火信号的规律,不时地释放假烽火,干扰正常信号传递,让边塞将士虚惊慌乱一场。因此,准确详细的战争情报,只能凭借政府运营的驿传系统来传递。
 
  六郡羽书催:军情快递制度与速度
 
  驿传,作为传统中国的主要交通通信系统,不仅集客货运输和通信于一体,而且军政合一。驿传动力主要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而人畜每行走一段路程,都需要补充能量和休息,因此,历代都在驿路上每隔十里、三十里、五十里等不同距离的节点,设置了驿、站、塘、台、所、铺等机构。无论慢行的客货,还是急行的官军、粮草,又或是加急传递的最高军事情报,都属驿传业务。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汉晋时期,最快的军事情报是由持“羽檄”的使者传递的。汉高祖刘邦曾以羽檄征天下之兵,未果。可见羽檄是皇帝征召军人和快递军情的凭证。“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取其急速若飞鸟也。烽火与羽檄从汉代起就成了边塞战事的代名词。因此,“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就成了国家无战事、和平安宁的象征。羽檄为征兵之书,军情紧急,通常是快马不分昼夜接力传递,因此,传递速度比每汉时十里的“书檄”要快很多,即日行五百里。五百里是汉晋时期驿马接力长跑的距离,也是羽檄传递的最快速度。
 
  西周时已建有交通通信系统,但将其转变为大一统国家的驿传,无疑是秦始皇的功劳。《睡虎地秦墓竹简》载秦时驿站设置是:“三十里一传,十里一亭。”即每相隔十里,就要设一亭,为往来驿传人员与马匹提供完备的食宿。尽管秦始皇凭借驰道和邮驿,建立了完整的国家交通运输和通信系统,但秦的国家命运最终还是栽在符玺和驿传上。秦时,管理国玺、羽檄之类印信的官员为符玺令。李斯和赵高,正是利用了符玺令这个职权,私自截留秦始皇的遗嘱,置太子扶苏和蒙恬于死地,将胡亥扶上了皇位,导致嬴秦二世而亡。正如后人所言:“昔秦尚权诈,官非其人,符玺窃发,而扶苏殒身,一奸愆命,七庙为墟。”当然,作为国家管理人员,有人借符玺谋权篡位,还有人不惜用生命保护符玺,主持正义。汉因秦制,置符节令丞。《汉书·循吏传序》云:“昭帝幼冲,霍光秉政,殿中夜惊。光召符玺郎取玺,郎不与,光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光壮之,增秩二等。”一正一反两个案例,可见国家印信正确使用与否,对国家命运有重大影响。
 
  隋置符玺郎,唐承隋制,后因武后恶“玺”字,“改为宝。其受命传国等八玺文,并改雕宝字。神龙初,复为符玺郎。开元初,又改为符宝,从玺文也。”唐的符宝郎“掌天子八宝及国之符节,辨其所用。有事则请于内,既事则奉而藏之。”其中符节与驿传密切相关。“凡国有大事,则出纳符节,辨其左右之异,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而在诸多的符节中,“所以给邮驿,通制命”的传符,无疑是驿路常见的符节。与“所以起军旅,易守长”的铜鱼符不同,传符是银牌。《宋史·舆服志》载:“符券。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一寸半,长五寸,面刻隶字曰:‘敕走马银牌’,凡五字。首为窍,贯以韦带。其后罢之。”
 
  宋初,继承了唐代的银牌制度。如太平兴国三年所制新牌中的飞龙符和麒麟符,显然继承了唐代双龙符和麟符图案。有宋一代,始终没有平定边疆的割据势力,战争压力日甚一日,因此建立了军事快递业务——急脚递。急脚递所用的传符是檄牌。金字牌为檄牌之一种,也是传递速度最快的一种。据《宋史·舆服志》载:“檄牌,其制有金字牌、青字牌、红字牌。金字牌者,日行四百里,邮置之最速递也。凡赦书及军机要切则用之,由内侍省发遣焉。干道末,枢密院置雌黄青字牌,日行三百五十里,军期急速则用之。淳熙末,赵汝愚在枢筦,乃作黑漆红字牌,奏委诸路提举官催督,岁校迟速最甚者,以议赏罚。其后尚书省亦踵行之,仍命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时状申省。久之,稽缓复如故。绍熙末,遂置摆铺焉。”
 
  “御前金字牌,一日数十置。冠盖何纷纷,排日遣郎吏。”广泛使用的金字牌,应用效果如何?宋人李心传云:“余在成都,见制帅杨端明有命召,以丁卯岁十一月二十九日降旨,而戊辰正月末旬方被受,是日行才百余里耳。”可见金字牌快递,在该制度运行的后期,传递速度下降很快,只相当于初时的四分之一。绍兴末年,摆铺应运而生。“绍兴末邱宗卿为蜀帅,始创摆铺。以健步四十人为之,岁增给钱八十余缗,以初三、十八两遣平安报,至行在率一月而达。蜀去朝廷远,始时四川事朝廷多不尽知。自创摆递以来,蜀中动摇靡所不闻,凡宗卿劾疏中所言,皆摆递之报也。”尽管后来因有大量的私人信件托摆铺传递,影响了速度,但也能日行四百里左右。
 
  元代的国土面积空前广阔,要维持通信的时效性,快递业务更是一日不可或缺。因此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并“验地里远近、人数多寡、立急递站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元代时,与金字牌作用相似的传符是圆符,分为金字和银字两种,“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危急时刻圆符作用相当于圣旨。元代铺卒驿传时,都有职业装备,便于快速传递。“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文书以行。夜则持炬火,道狭则车马者、负荷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响及所之铺,则铺人出以俟其至。囊板以护文书不破碎、不襞积,折小漆绢以御雨雪,不使濡湿之。及各铺得之,则又展转递去。”急递铺可以“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
 
  明代上承唐宋走马银牌之制。洪武四年“五月命工部造用宝金符及军国调发走马符牌,以防诈伪。用宝为小金牌二,中书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遇制书发兵省府,以牌入而后内府出实用之。其走马符牌,凡有军国急务遣使者佩之以行。凡造金字牌二十,银字牌二十,文曰符令。所至即时奉行,违者必刑”。洪武元年诏令“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凡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明代公文传递一昼夜行三百里,这是常规公文传递的速度,遇到紧急情报,则日行四五百里。
 
  清代快递公文由军机处签发,乾隆十五年五月十四日谕:“向来军机处交出公文,签出马上飞递者,定限日三百里,遇有最紧要事件,始以日行六百里字样加签。”清代日行六百里,已经是历史上情报传递速度最快的了,随后还出现了日行八百里的“红旗报捷”。红旗报捷究竟有多快呢?乾隆皇帝有诗为证:“七千里外路迢遥,向十余朝今八朝。”这样算来,真是日行八百余里。“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于如此。”接力传递,古已有之,那么清代又是如何做到日行八百里的?主要是通过在首都和战争前线之间,大量增加驿站和人马来提高速度的。历史上日行四五百里,驿站与驿站之间距离最短十里,最长三十里至六十里不等,如果大量增加驿站,原本跑长跑的驿马,就变成了短跑选手,从而显著提升了传递速度。这样才有了皇帝谕旨和官员奏折“六百里加紧”和“八百里加紧”超快传递的制度。
 
  古来报捷可如斯:古代军情快递的应用与发展
 
  烽火预警系统,主要用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冲突最激烈的边塞地带,尤其是西北边疆军事预警。秦汉、隋唐和明代,是烽火使用最广泛的时期。由草原民族主政的元代和清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地域冲突几乎完全消解,烽火预警就很少见诸载籍。
 
  通常,军事公文快递,都是驿卒持传符,如虎符、龙符、麟符等沿着驿路快速传递,遇到战时危急之时,则用羽檄、金字牌、红旗报捷等,由快马接力,日行四百、五百,甚至六百、八百里,在临时强化的军事快递专线上,加紧传递。其中日行四百、五百里的军情快递,主要用于长城沿线的战争。因此,历朝历代无论定都何处,其军事情报传递的半径,都在二三日的行程之内。加之北方驿站密度高,晴天多降水少,夏季气温较低,水系较少,适宜马匹生存和奔跑,因此,日行四五百里的传递速度,基本上能够满足战争的需要。
 
 
  到了清代,战争发生的距离半径有了明显的变化,比如乾隆朝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发生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川西地区,不仅军事情报传递距离大大增加,而且因崇山峻岭、溪河纵横、雨天路滑和驿站稀少等,通行极为不便。更有远在台湾岛的战争,中间隔着风急浪大的台湾海峡,两岸军报传播动辄月余,已足以让远在北京的皇帝宵衣旰食了。更为致命的是,“福建省并无驿马,来往公文皆系驿夫走递,水路则风信不时,渡涉维艰,陆路则崇山峻岭,登涉不易,所有军机处交出发寄紧要公文,一入福建之界,无论限行三百里六百里,总照律载递送公文之例,每昼夜概行三百里。”因此,驻扎在福建的闽浙总督,为了获得更多前线信息,甚至从往来商船水手那里收集信息。此时日行四五百里,显然无法满足战时需要。日行八百里的快递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红旗快递基本上满足了清廷控制遥远边疆的通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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