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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不经典,人民群众说了算
发表时间:2019-06-20

经典不经典,人民群众说了算

  吕远近照。 王晨光 摄

  吕远,中国著名词曲作家,1929年出生于辽宁丹东,1948年参加解放区宣传队,1963年调入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曾任海政歌舞团艺术指导、中国文联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在近70年创作生涯中,他创作了千余首歌曲,百余部歌剧、舞台剧和影视片音乐。其中《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泉水叮咚响》《牡丹之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脍炙人口的佳作流传至今,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记者:您是怎么样走上音乐创作这条道路的?

  吕远:我从小就喜欢音乐,14岁时考进了吉林临江矿山学校,在那里学习到了西洋音乐知识。我还记得有一次上文学课,老师讲到宋徽宗被金人俘虏后在五国城写下的一首诗。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又生活在敌伪区,都是“亡国奴”,我就有感而发把那首诗谱成了曲子,这算是我第一次创作吧。1945年秋冬季节,八路军来到临江接收我们学校,带来了革命音乐,比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我刚开始还觉得这些音乐挺“土”。结果学校组织宣传队去演出,我们演奏西洋乐器,老百姓不拍巴掌,一演革命乐曲,战士鼓掌,老百姓也鼓掌。1948年我到辽东省林务局搞职工文艺工作,发现要让群众接受我创作的音乐,那得演奏他们喜欢的曲调和形式,“土”成了我的方向。我也慢慢认识到,我的音乐应该是为我的表演对象存在,为接受它、喜欢它的人民群众而存在。

  记者:《建设者之歌》是您早期创作的、在全国唱响的歌曲,当时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首歌曲的?

  吕远:1954年,我从东北师大音乐系毕业后,分到了中央建筑工程部政治部文工团,到处为全国建筑工人演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当时曾经有那么一批可敬的人。国家要实现工业化,要搞建设,上级一声令下,一大批军人就脱下军装拿起瓦刀加入建筑大军。这些人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吃苦受累,但斗志昂扬,国家工业化的很多大工程都是他们建设的。当时我去工地体验生活,看着他们黢黑黢黑的,我觉得应该为这群人写首歌。歌里写的“面前总是无尽的原野、身后总是崭新的楼房”“永远战斗着奔向前方”等等,都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反映。后来,这个歌就被团中央推荐了,开始在全国流传。

  记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人对于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憧憬就是源自您创作的《克拉玛依之歌》。

  吕远:1956年,我看到一个西北克拉玛依打出油井的材料。这打破了外国人所说“中国无石油”的论断。我很激动,想写个歌。我们这批从东北出来的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爱国,特别想国家富强起来。我想去了解这个事情,但当时关于克拉玛依的资料很少,甚至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歌就一直没写出来。

  1958年,我到兰州一个工地上劳动锻炼。我们建的就是兰州炼油厂,而且要炼的就是克拉玛依打出来的石油。我在那里边劳动边向人们打听克拉玛依的情况,找了很多资料。还看了一部苏联拍的纪录片《从阿拉木图到兰州》,其中有很多戈壁滩和克拉玛依的镜头,让我很受启发。克拉玛依环境非常艰苦,那地方风非常大,帐篷立不住,大铁桶都能吹着跑。找油的这些人工作也异常艰辛,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陆就是为了寻找石油冻死在戈壁滩上。我想让大家能了解克拉玛依,了解奋斗在克拉玛依的人们。我想写种对比,从前克拉玛依只有牧马人、荒原,在新中国忽然有了红旗、油井。我白天劳动夜里创作,一个月就完成了这首歌。回到北京后,我把这首歌交给吕文科演唱。第二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当时我们很少有抒情歌曲,所以这个歌很快传遍全国。有同志跟我说,我是听《克拉玛依之歌》来到克拉玛依的,来了就爱上这儿了。新中国成立这70年国家飞速发展,克拉玛依是一个典型标本,从原始的、艰苦的一个地方变成现代化的全国宜居城市。

  记者:电影《南海风云》中有个插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当时也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这首歌您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吕远: 1963年我调到了海政文工团,开始写部队的歌、国防建设的歌。1974年我军进行了西沙海战。战斗胜利后,我第一次到西沙群岛,采访参与西沙海战的海军官兵。在永兴岛的一个棚子里,我碰到了陆军榆林要塞的词作家苏圻雄,我们就相约要合作为西沙创作歌曲。1975年开春,我第二次来到海南,到西沙、三亚等地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我还去通什了解黎族民歌,去儋州研究调声,去临高采集渔歌,收获颇丰。1975年底,海军部队又派我跟随电影《南海风云》摄制组再次来到海南补充采风,我第三次来到西沙。1976年,我和苏圻雄一个作曲一个写词,完成了《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的创作。演唱者是卞小贞和梁长喜。但出版唱片时错印成卞小贞和吕文科,这是个误会。随着电影的播出,这首歌流传开来。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南海神圣领土的关注,这首歌曲传唱多年。2012年三沙市成立后,我和苏圻雄在原有的歌曲基础上创作出《我爱三沙》,后来我又和肖杰合作创作了《三沙祖宗海》。

  记者:《俺的海岛好》这首歌旋律俏皮,歌词幽默。创作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吕远:当时普通群众对海军的艰苦性不太了解,我就想用艰苦与乐观作为这首歌的主题,用一种比较风趣的方式,展示海军战士把海岛变成家园的乐观精神。王澄元是原唱,他已经去世了。他本人擅长诙谐风格,唱这个歌唱得也好。

  记者:歌曲《泉水叮咚响》流传很广,当时是怎么创作的?

  吕远:“文革”时期,爱情题材在文艺作品里是禁区,所以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人民群众就格外盼望轻松的爱情歌曲。1978年,海政歌舞团领导大胆地提出要搞一台轻音乐音乐会。词作家马金星把《泉水叮咚响》的歌词放在我面前。我眼前一亮,却又有点犹豫。因为歌词写的是海军战士与故乡恋人之间的纯洁爱情。这一时期,虽然新的思潮已经萌动,但爱情题材仍然是个“雷区”,歌曲能否被通过,我很有顾虑。但我被动人的歌词打动了,在马金星的鼓励下,我还是非常投入地创作了曲子。这个歌开创了改革开放前爱情歌曲的先河,卞小贞在工人体育馆的冰上音乐会上一唱,很快便风行全国。但我也清醒地认识到,歌曲的流传与否,不取决于我们作者,也不取决于歌唱家,而是人民群众。他们需要这样的歌曲,这样的歌自然能流传。

  记者:一名创作者,他创作的歌曲如何才能跟上时代、成为时代标记?

  吕远:这是在我们这个队伍里大家不断讨论的问题。作品契合时代精神,才能引起共鸣,才能被时代记住。一个作家的作品能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承认,能不能被历史承认,有个前提,就是这个作品反映的历史感情或者这个作品表现的内容,是不是人民群众内心渴望的,这是重中之重。所以创作者一定要能更多地听到群众声音,要去感悟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这样创作者在创作时可能(对主题)掌握得就会更好一些,体会得深刻一些、准确一些,写出来的东西就更有历史价值。

  记者:一首歌曲如何才能成为经典?

  吕远:歌曲是社会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面形成的一个产物,只有人民群众才能决定这个作品能不能成为经典,不是作家、歌唱家或是一个团队能够定下来的。作品经不经典,要由人民群众说了算。比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当时流传很广,影响比较大。为什么?它有社会背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期,人们渴望阳光一般的生活终于来临,演唱者亲切、欢畅的歌声就得到了大家的欢迎。

  我写出了《克拉玛依之歌》,但如果没有吕文科那种非常飘逸抒情的歌声,我那个歌只是一张纸。大家听完一首歌觉得歌不错,首先知道的就是歌手,然后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谁,所以我们(创作者)往往是最后被知道的。我们只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极小的零件,决定作品成败与否的,是人民群众。《牡丹之歌》也好,《一个美丽的传说》也好,从现象上看是唱的人唱好了(才流传),但本质上不是,能决定谁成为歌唱家的也是人民群众。所以我总说,比我作用更大的是歌唱家,但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群众。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作品粗糙原始,离“经典”还相去甚远。这是我一贯的自我认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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