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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事业才会发展得更好
发表时间:2020-03-26 09:38

中国公益事业才会发展得更好

近日,御风集团董事长、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做客【空中亚布力】,围绕企业家与NGO组织的成长展开分享。
 
自2004年国务院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后,中国民间公益基金发展迅速。企业家们用各种方式参与、发起、推动公益基金,他们通过公益基金会,发挥自己的能力,调动资源,以更加专业的方式和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冯仑称,他自己直接发起的公益基金会有近20个,参与的则更多。
 
2
 
这次疫情暴发以后,企业家们冲锋陷阵,大量运用基金会形式履行社会责任,把过去积累多年的专业、财富、能力、资源和技术都派上了用场,支持抗疫前线。
 
当然,疫情期间也有很多公众质疑NGO的表现能力不足,没有满足社会所需。在冯仑看来,质疑是一种很好的监督,中国公益事业需要在监督批评的声音中进步。
 
以下为冯仑分享内容(有删减):
 
1
 
民营企业有三个重要问题要解决好
 
近年来企业家的经营活动、公益和慈善活动备受公众关注。企业家是如何通过NGO的方式来履行社会责任的?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是什么?我认为这值得观察和分析。
 
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在这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是同步的,都是朝一个方向发展。但同时,在这过程中民营企业本身有自己独特的问题要解决。在过去四十年里和未来三四十年,我认为民营企业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好。
 
第一个问题,解决好和自己的关系,也就是要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企业先要解决好自己与股东、市场、产品、客户、员工的关系。企业为什么存在,能不能生存,怎样生存,和股东一起怎么发展,怎样让员工受益?这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再去关注其他问题。
 
为什么说生存问题是最难的?大体上民营企业在最初二十年主要都是解决这件事情。在最初二十年,企业家的精力基本上都在自己身上,解决自己赚钱、发展和生存问题,不断找到生存的法则。
 
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企业、企业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企业和社会是什么关系,和企业之外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利益群体是什么关系?这个我们通常叫做和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问题,也可以把它叫做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这牵扯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企业获得生存和发展,赚了钱以后,怎样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
 
履行社会责任就是处理企业和它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利益相关者的圈可以画大画小。画个小圈,就是企业与社区、员工家属,以及客户、供应链相关的周边群体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画个大圈的话,解决的可能不是跟你直接有关的问题了。比如这次疫情爆发,大家共同帮助解决,这解决的是所有人的问题。处理好和社会的关系,我们就叫企业社会责任。
 
第三件事情,企业要长期发展,还要处理好跟整个社会体制、政府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企业家们都很清楚,现在是亲清政商关系。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在过去四十年里,这三件事是企业家最关注的、要核心处理且要把握好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自己企业的生存问题,同时履行社会责任,诚信透明、合规合法,而且和政府的关系良性互动,企业就获得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同时企业,包括员工、企业家,也获得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的良好的机制,企业就能够健康发展。
 
2
 
改革开放以来NGO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
 
今天我们要讲的NGO,其实是指上面讲的第二件事。企业家为什么和NGO发生关系?其实就是要履行社会责任。
 
有一年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来中国,邀请了一些企业家,当场劝捐。这件事受到媒体的关注。当时很多企业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长期发展必须要做好且要长期做的事情。这件事客观上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激发了企业家的自我反省和思考,我们开始思考怎样把自己的一部分财富拿出来回报社会。
 
亚布力论坛每次开会都有一个专门的分论坛,讨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讨论中,大家也更多地关注到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方法、途径、人才及项目等。
 
怎样找到一个合理的载体、方法或者路径来履行社会责任?其实大量的工作应该变成一种可持续的事情,要有重要的方向,并由专业团队来运作,这些专业团队叫NGO。通过专业团队来运作和持续发展,使企业与社会建立起一个长期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改革开放40年来,NGO的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国家在法律层面给予了很大支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给NGO的发展提供了制度空间和法律准则。
 
1998年国务院就颁布了相对比较完备的《社团登记条例》。2004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此后,民间的公益基金发展非常快,成立了很多基金会。为了规范和推动民间慈善行为和公益行为,2016年,全国人大又通过了《慈善法》,整体上规范了公益组织和公益行为。此外,政府部门也出台了相关条例,规范行业协会。
 
有了法律法规的规范,企业家就能依法依规,通过基金会、商会等各类组织和专业人才有系统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3
 
基金会是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形式
 
基金会是目前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形式。
 
这次疫情暴发后,企业家们积极抗疫,在这过程中大家注意到了很多基金会,如壹基金、马云公益基金会、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卓尔公益基金会、当代公益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等等。大家会发现,这时候基金会跑在了企业家前面,这是因为都是大家都是通过基金会在运作。
 
基金会在前台,由专业人才进行运作,企业家在后边提供相关资源的支持,这样它发挥出来的作用就会更大、更持续。为什么企业家会选择基金会这种形式,道理就在这儿。基金会应该说是这几十年来企业家有系统、专业、可持续地回报社会、履行社会责任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和载体。
 
比如爱佑慈善基金会,2004年发起时是400万人民币,现在它每年支出的公益资金都在2亿元左右。爱佑有一个项目是解决贫困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问题,每年支持1.5万到2万例手术。后来,由于基金会的参与,政府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参与进来,共同解决贫困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问题,现在每年能为五六万个贫困家庭解除担忧。
 
自2004年到现在,全国已成立7000多个公益慈善基金会,数量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丰富。企业家们在用各种方式参与、发起、推动公益基金。有一次我问王石,“你参加了多少个公益基金会?”他算了一下,说跟32个公益基金有关系。我也算了一下,我自己直接发起的公益基金会也有近20个,还不包括参与的,加起来更多。
 
中国很多企业家乐于参与公益基金会,通过公益基金会,他们可以发挥企业家的能力,采用专业的方法及技术手段更有效地调动资源,解决社会问题。这样履行社会责任,效率高、可持续、结果导向,事情很明确。
 
现在国内很多民营企业家用基金会这种形式来进行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与自己企业的商业行为做明显的分割,即商业是商业的事情,非商业的事情就以公益基金会来推动。
 
要特别注意到,这次疫情暴发以后,企业家们冲锋陷阵,更多地表现为他们的关切和贡献他们的财富、能力和资源。除了捐钱捐物,很多大的企业平台,包括复星基金会、阿里基金会、腾讯基金会、泰康基金会等,都在输送物资、金钱,支持抗疫前线,而更为重要的是技术。比如,腾讯、阿里等许多互联网科技公司加班加点,开发了很多应用小程序和技术,通过技术研发和改进为前方抗疫提供支持,让疫情管控,特别是社区管控更有效、直接,也使整个社会的管理变得更有效。
 
在这次抗疫活动中,企业家大量运用NGO中的基金会形式来履行社会责任,把他们过去多年的专业、能力、资源都派上了用场。
 
4
 
中国公益事业需要监督批评的声音
 
主持人:接下来我来提几个网友通过平台提的问题。第一,一个好的组织需要哪几大因素才能运转起来?怎样做到一个百年品牌?
 
冯仑:我觉得在当下要做好NGO组织,有几件事情特别重要。
 
第一,是创办人的发心。也就是说,他要有使命、愿景、价值观。这很重要。
 
第二,整体专业团队很重要。基金会秘书长的专业性和它的专业团队非常重要。
 
第三,整个组织的运转模式和机制很重要,这有点像企业,包括对团队的激励、对项目的考核,以及各分支机构的建立、组织等。
 
我认为这三条是支持一个NGO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主持人:武汉之后会面临更长期的灾后重建工作,您认为企业家和NGO接下来可以做些什么?两种力量应该如何协作?
 
冯仑:我觉得,疫情结束是一个相对概念,也就是说,它被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但在疫苗和特效药出来前,我们可能还不能将它彻底杜绝,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恢复和健康环境的改善,以及个人健康的保障就成为较长时间内的一个重要问题。
 
民营企业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非常多。比如说跟大健康有关的产业、企业,都会获得发展机会。大健康行业未来会有不低于20万亿元的市场规模,这次疫情以后,这个数据会更大,更大的市场会被激发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与健康行业相关的或者准备进入这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将会得到很大发展。
 
另外,我觉得民营企业,特别是公益组织,可以把一些资源、精力放到公共安全上来。
 
比如壹基金,以前注重地震方面的防灾,未来能不能将公共安全方面也作为一个重要领域去发展?当然,这仅代表我个人的想法。还有一些公益基金会,比如马云公益基金会,就通过支持科技研究来解决疫苗问题。此外,还可以用互联网来解决数字化改造问题,帮助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改造,使企业相对高效、安全地开展商务活动,推动商业发展等等。
 
这些在疫后对公益基金会和民营企业对提出了很大挑战,但同时也提供了广阔的机会和市场。
 
主持人:疫情期间有很多公众质疑NGO的表现能力不足,没有满足社会所需,您怎么看待NGO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起的作用?从长远来说,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为什么NGO仍然没有摆脱公众对它能力的质疑?
 
冯仑:我觉得质疑是一种很好的监督。NGO在2008年地震的时候也受到一些争议,后来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壹基金通过规范变成一个公募基金会,进入制度化、体系化的运作中。
 
这次民间人士、公益基金同样也是抱着良好的愿望和热情冲进去,试图帮助抗击疫情,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因为现场压力较大,且各机构、部门一起协作需要磨合,事先也没有演练过,所以出现了批评的声音。但总体来说,比2008年的时候已经好很多了。
 
以壹基金为例,2008年壹基金在李连杰的带领下做了很多事,但当时的能力、人力都很有限。而这次大家都很关注,企业家们和李连杰都在不停地联络、帮助,系统化操作,向武汉运送了二十多批次的物资。其中,募款、分发、监督等等各方面都做得很好,这个进步和改善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相信公众对公益基金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比如透明度、专业性、规范性等各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好的。他们提出的一些批评,都是善意的批评。在这些监督批评的声音中,中国的公益事业、民间的NGO才能够发展得更好,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才能取得更好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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